□本報記者 吳俊玲
　　2017年5月，晉城中級人民法院推出了“訴前調解”的司法試驗。中院有關負責人說：這是一場自上而下的改革，既能解決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又能給進入訴訟的當事人開辟一條快速解決糾紛的途徑，這項改革一經推出，就引起了業界的廣泛關注。市縣兩級法院組織法官外出考察，先行先試，走出了一條“訴前調解”的晉城之路。
　　時過一年，這個試驗在晉城這塊土壤上運行如何，對當地的司法工作產生了什么影響，還有哪些難題需要破解，記者深入基層法院，探究這些問題的答案。
現實倒逼的改革
　　“案多人少”，這個一直困擾基層法院的矛盾，在立案登記制和法官員額制兩項改革推出后，尤甚。
　　2015年，立案審查制改為立案登記制，只要群眾提交的訴狀在形式上符合條件，法院就必須進行登記，這使得立案數量大幅增長。據統計，三年多來，晉城兩級法院收結案數量持續增長，年平均增長率達到20%以上。2016年，全市法院共收案31189件，受案數量超過大同、忻州、陽泉、朔州，受案數量與轄區人口比率高于全省法院平均水平0.2個百分點。全省法院收案前20位的基層法院，晉城就占了4個，分別是城區法院、陽城法院、高平法院、澤州法院，其中城區法院、陽城法院案件受理數約6000件。
　　案件數量迅猛增加，而與之相對應的是法官數量銳減。2016年，法官員額制改革，全市法院首批入額法官只有181名，比之前的305名減少了40%。以陽城法院為例，該院首批入額30名法官，2016年和2017年退休4名，審判崗位上去世1名，被中院選調2名，目前一線辦案法官只有23名，平均1名員額法官辦案數達到260件。法官員額制改革后有硬性規定，助審員可以辦理案件，但不能開庭審判，這就是說，只有入額法官才能開庭審案，這使得案多人少的矛盾更加突出。
　　案件增多、法官銳減，改變這個現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法院該如何應對？
　　辦法總比困難多，我市兩級法院根據實際，開始摸索解決案多人少矛盾的方法。陽城、沁水、澤州、城區等縣級法院聘請調解員，協助法官調解案情簡單、爭議不大的案件。市中級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長李亞強說：這是現實倒逼的結果，調解員參與基層法院的矛盾調解，確實緩解了法官的辦案壓力，但因為沒有完整的制度構建，沒有統一的調解程序，難免會有漏洞，運作效果也參差不齊。
法官不能唱“獨角戲”
　　案多人少的矛盾不是晉城所獨有，它是全國法院系統的共性問題，這個問題被頂層所關注。2015年，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完善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意見》；2016年，最高法院下發《關于人民法院進一步深化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的意見》。有專家認為，這是一項自上而下的改革，如果改革成功，一方面可回應人民群眾對多元化解決糾紛的新期待、新要求，一方面可有效緩解法院“案多人少”的工作壓力，一舉兩得。
　　頂層設計的方向已經明確，基層法院該如何執行？在沒有現成模式可借鑒的情況下，晉城中院將“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建設”確定為全市法院重點調研課題。
　　2016年底和2017年初，中院派出調研組到邢臺市中級人民法院和沙河區人民法院、焦作市中級人民法院和溫縣人民法院等地進行調研。外地的好經驗、好做法讓法官們受益匪淺。
　　從外地回來，法官們深為他山之石所折服。法院趁熱打鐵，及時召開座談會，征求法官意見。法官們對照晉城的實際，提出了許多針對性的建議，最終形成了《晉城市兩級法院關于深化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的調研報告》。晉城中院集思廣益，制定下發了《晉城市中級人民法院關于推進訴前調解工作的指導意見（試行）》和《晉城市中級人民法院關于開展訴前司法鑒定的指導意見（試行）》，實現了調研成果的轉化。
　　法官們認為，要從根本上解決案多人少的矛盾，法官不能唱“獨角戲”，必須吸納社會力量來化解社會矛盾，這是頂層設計的初衷，法院應該循著這個目標推行。2017年7月，凝聚著晉城法官智慧的“訴前調解新模式”出爐了。晉城中院院長于昌明要求：全市法院一體推行。
何謂訴前調解模式？
　　所謂訴前調解，就是在人民法院立案庭設立訴訟服務中心，在中心設訴前調解工作室，在立案前進行調解。
　　市中院立案庭工作人員王靈麗介紹了訴前調解“6＋n工作法”，“6”即來有登記、走帶介紹、過程指導、結果回復、經費保障、一案一卷。“n”是指特邀調解、人民調解、行業調解、仲裁調解、申請公證賦予強制效力等多種訴外對接方式。
　　來有登記：一個當事人到人民法院起訴，對適合進行訴前調解的婚姻家庭、相鄰關系、交通事故人身損害賠償、民間借貸等十一類簡單民事案件，立案庭工作人員要告訴當事人采取訴訟或非訴訟解決糾紛的好處與壞處。當事人愿意進行訴前調解的，法院立案預登記，這樣可解決當事人訴訟時效中斷問題。
　　走帶介紹：立案預登記后，根據當事人意愿，由訴前調解工作室交法院內設調解工作室調解，或委派相關調解組織進行調解，解決了法院與調解組織的無縫銜接問題。
　　過程指導：調解過程中，法院進行跟蹤、培訓和指導，解決人民調解不規范、隨意性的問題。
　　結果反饋：調解組織在案件調解完結后，無論調解是否達成協議，都要及時將調解情況回復訴前調解工作室。結果反饋，解決了法院對人民調解工作的跟蹤推動問題。
　　經費保障：法院根據調解情況給付調解員相應報酬，解決調解人員工作積極性問題。
　　一案一卷：訴前調解工作室要建立臺賬，并對訴前調解案件資料整理成卷，一案一卷，及時歸檔。通過逐案建立案卷，并將調解成功的案件做撤訴處理，計入法官辦案數量，解決基層法官開展訴前調解動力不足的問題。
　　王靈麗說：調解完成后，法院將對訴前調解協議進行司法確認，對具有強制執行的公證債權文書進行執行，對生效仲裁裁決書進行執行，這樣可有效促進非訴訟解決糾紛方式的權威性，吸引更多當事人選擇訴訟外調解方式解決糾紛。
新模式社會效果顯現
　　訴前調解模式在陽城推行時，并不順利。陽城法院立案庭法官范海芳說：剛開始，老百姓有顧慮，認為不經過庭審程序似乎就沒有公正性，也沒有強制執行的依靠，所以不愿意走訴前調解。立案庭的法官沒有氣餒，每當遇到案情簡單、糾紛明確的案件時，就耐心向群眾推薦訴前調解模式。有些當事人勉強同意試試看，不行了再走法律程序，誰知道這一試，竟嘗到了甜頭。因交通事故受傷的陽城縣鳳城鎮的邢書同就是受益者之一。
　　2017年5月，邢書同被一輛大貨車撞傷，卻遲遲得不到賠償，陽城交警居中調解，雙方沒有達成一致意見，邢書同只得到陽城法院起訴。駐庭調解員范雷勝向他推薦了訴前調解模式，邢書同抱著試試看的心情接受了。兩天后，范雷勝主持調解，雙方的糾紛得到了妥善的解決。邢書同說：“奔波半年多沒有解決的問題竟在一天內解決了，這個辦法好。不上法庭，不交費用，雙方協商，皆大歡喜。”
　　從此，邢書同現身說法，成了法院訴前調解模式的宣傳員。李亞強說：“陽城法院、沁水法院的訴前調解工作走在了全市前列，就是靠群眾的口口相傳推行下來的。現在老百姓到陽城法院打官司，會先問一句，我這個案子是否符合訴前調解標準？”
　　不僅群眾受益，法官也受益。訴前調解模式推行后，一部分案件在立案之前就得到了解決，這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法官的辦案壓力，讓法官可以集中精力處理疑難案件。2017年，全市案件受理數量首次出現下降趨勢。有一組數據足以佐證：2016年至今，全市受理特邀調解案件2012件，調解成功1122件，成功率為55.8%，沁水法院高達90%。
　　盡管效果顯現，但存在的問題也不少。李亞強說：“在推行過程中，新舊制度銜接問題、法院配置偏差問題都暴露出來，下一步我們要進行專題調研，針對問題定出解決方案，掃除訴前調解的絆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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